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卢毅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87期，
摘自2011年第6期《百年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18岁，正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10月下旬，湖南起而响应武昌首义，积极拥护革命的毛泽东随之参加湖南新军。他后来曾回忆：“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后来，“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此后，毛泽东对早年亲历的这场革命作过多次评价，甚至还准备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其中就要写到孙中山当临时总统、蔡锷反袁世凯的事迹。只是由于政务繁忙，此夙愿未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论述得最早，内容也最全面和最深刻的。关于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评价，迄今大多是就其一生的论说予以概述，而较少揭示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评价及其内在原因。
【一】
1919年七八月间，刚刚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其中写道：“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幸（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这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最早评价。它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这场革命推翻君主专制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其缺乏广大民众的参与，没有建立起“民众的大联合”。文章见解之深刻，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胡适就曾评价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
到大革命时期，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为了与国民党右派辩论，于1926年1月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作了更为深入的剖析。他认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这就从革命口号的局限、组织的涣散和国际环境的不利等多个方面，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随着国民革命的风起云涌和对农民运动的加深了解，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缺陷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926年夏，他在其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总结中国农民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在此之前，中国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不久，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又强调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出于对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刻骨仇恨，中国共产党一度认为“三民主义完全是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论”，必须揭露“孙文主义思想的反动性质”。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很少提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对此，他后来曾经解释说：“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
【二】
抗战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论说逐渐增多，评价也日趋增高。 1938年3月12日，他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的讲话中就提纲挈领地指出： “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接着又评价说：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于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不久，毛泽东又公开声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到1945年七大前后，毛泽东更是充分赞扬了孙中山的贡献。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论述孙中山便有27处，其中6处直接引用了孙中山的有关观点，这一举动可谓不同寻常。他还解释说：“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也说：“第二个问题，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这些对孙中山的褒奖之词，几乎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而究其缘由，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毛泽东确实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那里找到自己创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共产党此时力求超越国民党和力争革命正统地位的意图有关。
抗战期间，毛泽东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多有论述。1937年8月，他在《矛盾论》中便写道：“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中也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从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种认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应是毛泽东比较早地提出来的。可以看出，为了维护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这一时期他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比较突出的。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言辞中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表彰十分明显。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还曾于1941年10月做出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号召“全国各地应当举行热烈的庆祝与纪念”，并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
此后，国共合作虽然再度破裂，但毛泽东对辛亥革命评价仍然较高，而且还迭出新意。1947年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其他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土地革命战争等规模都不够，土地革命战争也没有发展到全国范围。”这种将辛亥革命的影响力列在五四运动乃至土地革命战争之上的提法，可谓是相当高的评价。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说法也一改过去对辛亥革命反帝不足的批评，充分肯定了其反帝性质。9月21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又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这更是明确告诉世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权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
【三】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固，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评价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1954年9月，他在审阅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对涉及辛亥革命的部分作了修改，使之最终形成文字为：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但是当时的革命派是有缺点的。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显然，这段文字的侧重点是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
后来在讨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有些民主人士认为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为了平息这些争议，毛泽东还专门作了一个《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的讲话，明确指出：“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他还分析说：一方面，“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另一方面，“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这里，毛泽东虽然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并未说其成功，而是明确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
1956年，由于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提出，情况又有了新变化。1956年11月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特意撰写《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号召大家“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至于其缺点，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显而易见，毛泽东此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不仅不再言其失败，而且重申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论说，大体上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是同中国革命与建设以及国共合作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这场革命成败得失的评价，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针对性和侧重点，旨趣亦不尽相同。这些论说，既不乏辩证与深刻，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党领袖应对时局变化的政治智慧。
